历史奇人传第3205章 天泉证道

擒获宁王朱宸濠的赫赫战功并未如常理所料般为王阳明铺就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坦途。

相反它像一面放大镜将官场的嫉妒、猜疑与政治的阴暗照得清晰无比。

正德皇帝朱厚照及其麾下以江彬、张忠为首的佞臣集团对王阳明这“不赏之功”既惊且惧种种荒唐行径接踵而至：从要求释放宁王重演“擒获”闹剧到公然设座羞辱、散布勾结叛王的流言……这一切都让王阳明对腐朽的朝局深感失望与疲惫。

功高不赏反遭谗诋他虽以“不动心”的修养泰然处之但内心深处对现实政治的热忱已渐渐冷却。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在荒唐嬉游中猝然驾崩因其无子堂弟朱厚熜入继大统即明世宗嘉靖皇帝。

新帝即位锐意求治一扫正德朝的乌烟瘴气朝野为之振奋。

王阳明作为功勋卓着、学养深厚的老臣自然被召入京。

一时间士林欢欣鼓舞皆期盼这位兼具事功与学问的“真儒”能入阁拜相一展其经世济民的抱负引领中兴之治。

然而历史的惯性与现实的政治算计再次给了理想一记重击。

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虽为清流领袖但本质上仍是传统程朱理学的维护者。

他们对王阳明那套直指本心、充满活力的“心学”心存疑虑视其为可能动摇正统的“异端”；加之王阳明军功太盛威望过高恐入阁后难以驾驭威胁自身权位。

于是杨廷和等人利用职权从中作梗百般阻挠。

最终朝廷的任命下达仅授予王阳明一个南京兵部尚书的虚衔。

南京作为留都六部本是安置闲散官员之所此职毫无实权形同虚设。

不久朝廷又“体恤”地准许他归乡省亲。

这看似优容的安排实则是将其排除出了权力中心。

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浙江老家。

此时其父王华已于前一年去世他依制丁忧守孝。

政治的失意与丧父的悲痛交织却反而让他获得了一种解脱与宁静。

他彻底脱离了京城纷繁复杂的政治漩涡在会稽山下、鉴湖之畔找到了精神的归宿。

他利用这段难得的清闲时光全身心投入到讲学授徒之中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他的心学体系。

他在绍兴开辟了稽山书院作为传播心学的大本营。

消息传出四方学子负笈来投云集于此“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盛况空前。

其核心弟子如稳健笃实的钱德洪、聪慧超迈的王畿（字汝中）等皆聚集门下协助他讲学论道。

阳明心学迎来了其传播史上的鼎盛时期“致良知”的教旨如同强劲的东风吹遍了东南深入人心。

然而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化往往伴随着内部的理解分化与路线辩论。

随着门人日众资质各异对“致良知”功夫的理解和实践也开始出现微妙而深刻的分歧。

这一分歧在王阳明晚年一次重要的出征前夕由他两位最杰出的弟子引爆并最终由他亲自一锤定音。

嘉靖六年（1527）九月南方边陲再起烽烟。

广西思恩、田州的少数民族首领卢苏、王受等聚众起事局势动荡。

朝廷在无人可派的情况下再次想起了那位善于平定祸乱的老臣王阳明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前往征抚。

此时王阳明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连年的军旅劳顿、政治倾轧加之长期的肺痨宿疾（据史料推测）使他形销骨立咳喘不已。

他深知此行凶险或许有去无回。

临行前夜秋月朗照清辉洒满他在绍兴的府邸。

在府中着名的天泉桥上他最器重的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就老师平日所传的“四句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相持不下遂于夜半时分共执疑问向即将远征的老师请教。

这便是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 “天泉证道”。

所谓 “四句教” 是王阳明晚年对其毕生学问精髓的高度概括和最终定论：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钱德洪（德洪）性格敦厚注重实践。

他认为这四句话是老师立教的“定本”一字不可易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清晰可靠、循序渐进的修行阶梯。

既然绝大多数人（“中根以下”之人）都非生而知之的圣贤内心难免有习气欲望的沾染（意之动）导致“有善有恶”那么功夫就必须从“为善去恶”的切实格物做起通过渐修逐渐恢复心体的光明。

他坚持“四有”的立场强调扎实的道德实践。

而王畿（汝中）天资颖悟富有玄思。

他则从心体的超越性层面立论认为既然心之本体是超越相对善恶的“无善无恶”（一种绝对的、未发之中的纯净状态）那么由心体所发的“意”、能知的“良知”、所对的“物”在本质上也都应该是“无善无恶”的。

因此他认为“四句教”并非终极真理只是权宜之法是为引导中下根器之人设立的“权法”。

他主张“四无说”认为真正的功夫在于“悟得本体”即顿悟心体之无善无恶一旦顿悟便是功夫的完成直达圣域这更适合天赋极高的“利根”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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